厌倦戴安娜

厌倦戴安娜

●张鸣

今年8月31日，是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因车祸遇难一周年纪念日。与一年前人山花海似的悼念及葬礼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国家在平静中度过了这一天，没有大规模的集体纪念活动，人们也没有激烈的情绪流露。

这一天，伦敦的一些重要场所降半旗志哀。在戴妃的故居肯辛顿宫前，敬仰者们默默地摆上花束。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但据统计，他们人数最多时也不超过500名，其中不少还是外国观光者。在戴妃的墓地、也即她的老家北安普敦郡阿尔索普，聚集的悼念人数约有2500名。还有一些人们，包括英王室成员和首相布莱尔夫妇，在教堂中参加了礼拜。事前预计会有3万人参加的，沿葬礼路线步行的纪念活动，最后只来了300人。

这一切，证实了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大报《每日电讯报》8月28日公布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这则调查说，仅有6％的英国人打算以某种方式纪念戴妃遇难一周年，绝大多数人反对举行任何全国性的纪念活动；有44％的人认为对戴妃应当“毁誉参半”，还有13％的人认为她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女性”，其社会形象被夸大了，对她的许多赞誉言过其实。

《每日电讯报》同日发表的消息指出，分析家们早先提出的所谓“戴安娜厌倦症”，影响了众多的英国人；一年前人为地煽起来的“戴安娜狂热”，现在应当寿终正寝了；戴妃在慈善事业中做了一些好事，但她并非圣人，而是一个带有许多缺陷的普通女性。

8月31日的实际情形终于证明了这些预测和分析。这个国家的确发生了“戴安娜厌倦症”。正如有评论所说，所谓“人民的王妃”的称号，应当被扔进垃圾箱中了。

此次所体现出的民众意愿，也与英政府及王室，以及戴妃家族的“纪念活动保持低调”的想法一致。查尔斯王储与戴安娜所生的两个小王子威廉和哈里，发表公开呼吁说，公众的集体悼念活动应当结束，以让他们的母亲在天国安息。一年前迎合百姓情绪，将戴妃描述成“人民的王妃”的布莱尔首相，此番也要求他的内阁成员保持缄默。

民意调查还发现，绝大多数英国人虽然支持将戴妃故居肯辛顿宫所在的肯辛顿花园，改名为“戴安娜花园”，或以她的名字来命名某个新建的儿童医院等，但反对该国将某个日子命名为“戴安娜日”，更反对合建一个“戴安娜·多迪”纪念碑。一年前成为人们为戴妃鸣不平而发泄愤怒的对象女王及查尔斯王储，其支持率一年后都上升了。

而与戴妃同车遇难的“花花公子”多迪的父亲、今年已66岁的老法耶得，一年来则似乎诸事不顺。这位埃及裔大老板在车祸之后声称戴妃死前已与多迪订婚，并指责英国的秘密警察参与谋杀了他们，说是要用他的“埃及咒语”诅咒、抓拿凶手，甚至悬赏2000万美元搜罗证据，但认真对待他的话的人好像并不多；跟随他10年的新闻发言人因与他意见相左，已于今年2月辞职而去；他提出的加入英国籍的申请，仍未获当局批准，与英政府和王室的关系没有丝毫接近；戴安娜的生母在一公开场合拒绝搭理他，竟使他恼羞成怒，大骂对方是“势利小人”；戴妃周年之际他虽然在其拥有的著名豪华超级商场“哈罗兹”的橱窗口，摆放了多迪、戴妃的像片以及鲜花和蜡烛，以示纪念，但他私下里却对英国公众只关注戴妃而根本不提多迪大为不满。

法国当局有关事故原因的调查也即将结束，被取证的人有150多名，最后的结论报告将达3000页左右。据可靠估计，调查结论现已基本上肯定，去年8月31日的那场车祸确是一次事故，主要责任在当场遇难的肇事司机保罗身上——严重超速，既醉酒，又不持有合法驾照，而且还服用了影响神志的药物。而这一切，又与保罗的雇主老法耶得直接有关。对那帮在车后追逐的摄影记者，目前尚没有获得可正式提出指控的有力证据。不久前英国“军六局”（英秘密情报局）的一名在1994年即被解雇的前雇员，突然指称司机保罗以及老法耶得的一名保镖曾为“军情六局”工作过，但也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一年前戴妃的不幸遇难，曾被认为是自1936年“要美人不要江山”的英王爱德华八世（即后来的“温莎公爵”）退位以来英王室所遭遇的最为重大的事件，对英王室甚至英国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国体的前途提出了严峻挑战。当时戴妃的同情者对王室满腔愤怒，共和制的呼声也顺势而起。但一年来的发展却使某些预言家们大跌眼镜，王室的威望反倒直线上升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处变不惊，做出了顺应民心之举。她当时公开发表电视讲话，坦然大度地对王妃之死表达了真诚的哀思。此后，她多次表示王室要倾听民众和社会的呼声，直面新世纪的挑战，主张宪制要适应时代作出变革，并与查尔斯王储等其他王室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开通交互网络上的“白金汉宫”主页等等，与普通民众进行了更多的接触。《泰晤士报》的最新民意测验表明，英73％的公众对女王的表现感到满意，戴妃生前，查尔斯王储的支持率一度只有42％，但日前已上升至63％。

不可否认的是，戴妃生前利用她的身份和影响，并由于婚姻的不幸以及对王室生活拘束过多的不满，而转向频频接触社会和普通民众，与基本与世隔绝、高高在上的其他王室成员形成鲜明对照。她的举止遭致了近代以来表现出与英国社会不断疏远、不多干预世俗事务趋势的英王室的非议。戴妃与日俱增的知名度，也日益成为对王室的一种令之寝食不安的有形压力，使得王室多年来不时处于被动和窘迫的局面。戴妃之死以及英人的悼念狂潮，更是极大地冲击了恪守古旧传统、依靠世袭制沿革生存的英王室。白金汉宫的发言人日前承认，戴妃之死促使女王改变了自己对公众生活的态度，她与社会和普通公众的接触大大增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戴安娜在英王朝变革史乃至整个英国的政治发展史上，都将占有一席之地。

但一年后的英舆论也指出，戴安娜集出众的魅力和十足的平庸于一人。她的魅力主要源于她与皇家的特殊关系，其最上层的社会名流生活使得不少凡人倾慕不已；但她同时又是一个涵养不高、品味一般且生活并不检点的普通女性，如同一部通俗“肥皂”剧中的女主人公。这一点已经被她的个人生活和最后的命运所证实。对她个人生活的不幸，她自己也应负很大的责任。

由此看来，一年前的举国悼念是一种无节制的、盲目的、迷信的和夸大扭曲的狂热崇拜，并非客观历史生活的真实反映。它的起因与对她感到有愧的英新闻出版界的炒作、工党政府的利用民意、普通百姓对王室及名人的狂热崇拜仰慕，以及人们对戴妃最后惨死的同情等多种因素有关，这其中尤以新闻界的炒作为最。英国的大小报在戴妃遇难前几天，还在攻击她追求奢移的生活，与浪荡公子哥多迪搞在一起，并预言说她一旦同法耶得家族染上干系，便不会有好的下场。而8月31日之后则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戴妃一夜之间被描述成经历非凡、品质突出、生活不幸的伟人。连篇累牍、狂轰滥炸般的报道，一方面反映了英新闻界追逐这位名人、弥补以往对她的刻薄和否定的心态，另一方面也煽起了人们对她的悼念狂热。

从一年前的“戴安娜狂热”到一年后的“戴安娜厌倦症”，展示了我们今天所处信息时代和大众文化时代的一个极为值得深思的现实，这就是由大众传媒造就的“名人”们存在着可引发社会效应和社会情绪的巨大能量。这种“名人效应”令正统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们感到困惑，令那帮所谓“后现代主义”分析家们的理论崩溃瓦解，也令今天的许多政治家们感叹不已而只能望其项背。戴妃就是个最为典型的“名人”个案。戴安娜之死与梦露之死、肯尼迪之死等一样，今后也许还将被人们谈论许多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它的轰动效应的过去，人们对这位王妃的认识将会更加客观和深刻。